『历史档案』纪念浦东开发开放2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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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25年前中共版“大上海计划”诞生前后的岁月。


注：配图均来自新浪微博，选图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90年代中期，版权属于原作者；文字主要来自《邓小平时代》【美】傅高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以及网络。

历史维度向来是多面的，本人撷取的史料也只是诸多维度中的一维或二维，望勿咬文嚼字，如有其他维度的史料，也欢迎开贴呈现。

1987 v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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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79 Eve Arnold

评价党史的工作，在1979 年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后不久便已开始，当时邓小平广泛征求意见，以便全党在评价MZD上取得共识。
当1980 年10 月出现争论时，邓小平对起草人作出指示：「对于MZD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MZD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最后的文件对MZD表达了充分的尊重，因此不会损害那些包括邓小平在内曾与MZD密切共事的人的权威。但是决议要作出解释为何现在应当为MZD整过的干部恢复工作，也要对否定毛时代的高度集体化和阶级斗争作出正当说明。

上海1979 Hiroji Kubota

在对党的历史评价中邓小平把握住了一种微妙平衡：既对MZD给予充分赞扬，以免削弱党的权威，又批判了MZD在大跃进和WG中的作用。党内高层对MZD在晚年犯有严重错误形成了基础广泛的共识，这使邓小平能够踏上新的征途。这条征途不会为MZD所赞成，但邓小平相信，这对中国是有利的。

上海1979 Hiroji Kubota

邓小平不认为在1978 年就能预见到哪些制度最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他授意赵紫阳成立研究机构，研究各地采用的截然不同的体制。如果试验取得成功，他会鼓励人们尝试在其他地方是否也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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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79 Hiroji Kubota

最高层的气氛一向复杂而微妙，因为它的基础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开的讨论。转变高层气氛的重要因素，大概莫过于现行的政策、战略和领导人正在取得的成果。如果事情的效果不错，政策或领导人就会获得支持。如果事情搞砸了，人们就会躲避，以免与失败有染。
大多数高层干部都赞成在某些地方搞试验，假如试验取得成功，邓小平等人就会觉得可以放手加以推广。

上海1979 Hiroji Kubota

习仲勋在1978年12月开完三中全会——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头号领导人——回到广东后，向当地干部通报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于广东的意义。三十年来广东干部一直受到北京的冷遇，因为对于这个靠近外海、毗邻香港的地方，北京总是担心它的地方主义、资本主义旧习和安全风险，压制它的工业发展。现在，急于促进出口的北京，终于愿意为广东干部提供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发展地方工业。

上海1979 Hiroji Kubota

1979年1月6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两周，北京就为习仲勋开了绿灯，让他准备一个广东接受外资的方案交北京正式批准。邓小平在1977年11月的建议中只要求加工出口农产品，而这个方案则是要建立制造业，生产用于出口的工业产品。习仲勋立刻召开了为期两周的会议，为起草这个方案作准备。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也得到了与广东相同的地位，不过当时台湾还不允许与大陆开展贸易，因此广东将先一步，让福建稍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出口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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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79 Library of Congress

1979 年4 月初习仲勋在北京的ZY的工作会议上说，广东和其他省份一样，缺少足够的自主权有效开展工作。他大胆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几年之内就能起飞，但在现在这种处境下，什么改变都难实现。另一些高层干部十分清楚中国的经济计划过于集权。

上海1979 Library of Congress

习仲勋和广东的领导班子于1979 年4 月17 日带着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小平等人作了进一步讨论。习仲勋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全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需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家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房和其他设施。

上海1979 Library of Congress

考虑到国家计划的复杂性和计划干部的抵制，如果不是有邓小平、华国锋、谷牧、习仲勋等人的决心，很难想象这一系列安排能够在三中全会后仅仅七个月内即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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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79 Library of Congress

1980年5月16日**ZY和***下发的第41号文件说，四个特区将「实行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政策。经济特区将主要受市场调节」。

上海1979 Library of Congress

邓小平鼓励经济特区进行市场、工业、建筑业、劳动力、金融和外汇方面的试验。由于广东处在风口浪尖上，也就成了反对者攻击的目标，他们担心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外国帝国主义者会卷土重来，****计划体制受到破坏。广东也成了那些反对资源流向沿海地区的内地省份的批评对象。

上海1979 Library of Congress

西方人、甚至一些中国的批评者也说，邓小平是在搞资本主义试验，只是不叫这个名称罢了，但邓小平并不这么看。他决心扩大市场，他个人对私人企业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意见，他同意竞争是工商业的动力。然而他也要让CPC牢牢掌握控制权，防止资本家左右中国政治。邓小平说，中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钱进不了他邓小平或华国锋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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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79 Hiroji Kubota

为何中国在摆脱了外国帝国主义30年以后，现在又要把帝国主义者请回来？国营和集体企业的领导知道，中国的企业在1930年代如何被外国企业的扩张挤垮，他们害怕中国的企业难以与资金雄厚、更加现代化的外国企业竞争。

上海1979 Hiroji Kubota

开放广东、福建和其他沿海省份的决定，很快导致了工业从内地向沿海地区的大批转移。邓小平承认，广东和福建有可能先富起来，但是他宣布，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以后也要帮助其他地区致富。

上海1979 Eve Arnold

为了确保经济特区不会搞政治试验，陈云坚持将特区改为「经济特区」。1980年3月，面对压力的邓小平同意了这一改动。他安抚保守派的同志说：「它们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但是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他的想法：特区要在新的管理方式上开展广泛的试验。邓小平以其典型的作风，接受改变名称以避免争论，但其实他还是要继续闯下去的，他并没有阻止广东继续进行广泛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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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79 Hiroji Kubota

特区的一个可能地点是上海。1930年代那里企业林立，住着大约30万外国人，是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作为当时亚洲的主要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遥遥领先于香港。它也是亚洲重要的工业中心，只有极少数日本城市超过它。但是在1978年，中国的计划工作者们担心把上海搞成试验区风险太大：它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于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上海的工业和财政收入受到负面影响，那将是中国的灾难。出生于上海的陈云也担心，上海屈从于洋人的「买办习气」仍然很重，他反对把上海搞成试验区，这个意见占了上风。

上海1979 Hiroji Kubota

广东和福建不同于上海，它们没有多少工业，即使走了弯路也不会有多大风险。它们的沿海地区靠近东南亚和香港，因此1949年后被认为有安全风险，北京在1978年以前一直限制它们的工商业发展。此外，即使与外国资本家的交往造成精神污染，由于两省地处边陲，也不至于影响到北京的党中央。更重要的是，移民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多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他们会讲当地方言，很多人仍然与这些地方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一些人对吸引新的投资会大有帮助。

上海1980 Bruno Barbey

邓小平允许广东敞开大门，香港就成了投资、创业和外界知识的来源。香港遍地都是企业家，包括1948年中共军队攻取大陆后逃过去的成千上万的人。在1949年以前，香港一直是把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贸易中心。中共掌权后关闭了边境，使香港经济也受到打击。当时一些从上海和宁波逃过去的企业主，在香港建立起纺织业和全球航运业。到1960年代时香港已成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1970年代，早年在香港生活，后去英美、加拿大或澳洲留学的有才华的年轻人开始回到这块殖民地，他们熟知现代金融、高科技和国际市场。因此，香港在1970年代末为中国提供了一些当年苏联绝对稀缺的东西——它是一块企业家的风水宝地，而这些企业家十分熟悉西方的最新发展，与中国大陆有着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而且很乐于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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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80 Bruno Barbey

1949年以后，内地和三十年来急速发展的香港之间存在着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弥合起来并非易事。1980年代初期，香港商人言谈之间会把边境另一边的内地人称为不知现代世界为何物的乡巴佬。广东人和福建人见到来自香港的亲属或同乡，会忌恨他们派头十足、材大气粗，因为他们这些大陆的亲戚仍在受穷受苦。即使是大陆官员，当时的生活水平也仅在温饱之上，他们看到衣着光鲜、洋洋自得的香港商人带着一班干练的人马，拥有现代技术和全球关系网，也不免满腹狐疑。但是，仍有不少香港企业家热心于帮助家乡，利用中国这个几乎无限广大的市场。没过两三年，通过这个南大门的人流、卡车和资金，便从涓滴之水变为汩汩溪流，然后又变成了滚滚洪流。

上海1980 Bruno Barbey

在广东和福建获得特殊地位后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出口增长了一百多倍，从1978年的每年不足一百亿美元增加到一万多亿美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广东。1978年时广东没有一家拥有现代生产线的工厂。三十年后来到广东南部的人，却可以看到摩天大楼、世界级饭店、高速公路和滚滚车流。

上海1980 Bruno Barbey

广东的试验走在最前面，很容易被人批为搞资本主义。对于那些害怕资本主义、不愿看到对其他各省同样有吸引力的广东试验被推广到全国的人，任仲夷和他的一班人便成了他们的靶子。任仲夷手下的干部为他的机智所倾倒，佩服他作出战略选择的能力，但是最为赢得他们忠心的，还是他在北京的批评面前敢于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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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80 Bruno Barbey

政治上的顾虑以及缺少经验，也使得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即如何与外来商人打交道）产生了不少失误——他们既想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又不想被人指为对外来资本家示弱。敢闯敢干的地方领导走得太快，把较为谨慎的官僚抛在后面，结果反而验证了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的噩梦——这类情况并不少见。

上海1980 Bruno Barbey

广东的进步不能简单地用「开放市场」来解释，因为有很多开放市场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广东那样的进步。不如这洋说，在广东，不到十年前还在大搞阶级斗争的中共组织，已经变成了推动现代化的有效工具。党维持着全面的纪律，鼓励学习与竞争，而香港和日本也迅速提供了帮助。

上海1980 Bruno Barbey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一经开始，两省的干部就不断感到来自北京的政治压力。虽然被赋予了向前闯的责任，但处在前途未卜的环境中，他们需要富有想象力地在无章可循的条件下完成任务，这就使他们很容易受到那些担忧变革的保守派的批评。北京各部委发出的一个又一个指示，最后都会加上一句广东和福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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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80 travfotos

其他地方的干部怀着忌妒心，也在寻机批评广东干部的做法。有人向北京抱怨说，他们本省同样迫切需要的物资，却必须送给广东和福建。有些嫉妒的干部想方设法拖延对广东的供应，乃至广东为确保国家调拨给它的煤炭能够到位，不得不向各转运中心派出数百名干部，以确保计划用煤已经装车。

上海1980 travfotos

陈云一向对维持计划体制的有效运转、维护党纪极为关注，于是一些有同样担忧的人便拥他为后台。与此同时，广东的干部则认为他始终是个让他们头痛的人。几乎所有高干都去过特区至少一次，并对特区的成就予以表扬，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不去。陈云每年都去南方过冬，比如杭州和上海等地，但他总是说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去广东。

上海1980s kattebelletje

陈云在1981年12月22日的讲话中承认，「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但是他接著说，「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十天以后，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有四个特区就够了，不要再搞新的特区了。一个月后他又说：「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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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80s kattebelletje

陈云处事坚决，但很少动怒。在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公开发火中，有一次就是在听说广东发生的严重丑闻之后。当时有成千上万名党员参与了引进外国商品、帮助建厂和销售产品的活动，走私、行贿和腐败成了严重问题。作为中纪委书记，陈云对广东干部的违反党纪案件进行了严肃调查。

上海1980 Bruno Barbey

1980年1月，当地方干部因走私面对压力时，胡耀邦前往珠海特区，为那些因阻止走私不力而受到指责的干部提供支持。据广东的干部说，胡耀邦总是全力支持他们，想方设法提供帮助。

上海1980s kattebelletje

作为遵守纪律的党员，陈云和胡耀邦避免分歧公开化，但是当1982年1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第一次就特区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时，陈云批评了普遍的腐败现象。胡耀邦没有对陈云公开表示异议，但他在讨论结束时说：「特区只能前进，不能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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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80s kattebelletje

北京抱怨广东对外汇和关税的征缴管得太松，广东则抱怨说，它没有得到足够的煤炭，北京没有建设足够的运输设施以满足它在三中全会之后日益增长的需求。

上海1980s Valentina Romano

1981年底，北京官员对广东和福建经济犯罪的愤怒已经达到顶点。为了平息陈云对广东走私和牟取暴利状况的不满，邓小平在1981年12月采取了守势。他给胡耀邦作出书面指示说，北京要派一个小组去广东查清情况，并警醒全体党员注意有关问题。

上海1980s Valentina Romano

邓小平的试验遇到了压力。邓小平对任仲夷说，他认为中央在这些地方实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你们广东也认为正确，就把它落实好」。尽管邓小平的广东之行及其与任仲夷的见面，表明他十分在意改革试验，但他没有用公开支持任仲夷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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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80s Valentina Romano

邓小平去广东时，在北京的陈云于1月25日把姚依林和另一些计划干部叫去，提醒他们大跃进时期贪大求快造成的后果。他说，各省都想搞经济特区，如果允许这洋做，外国资本家和投机分子又会冒出来。邓力群也进一步加大了批评经济特区的火力，他说，特区有可能变得像解放前帝国主义者控制下的通商口岸城市的租界。（有趣的是，二十多年以后，当上海自贸区开展初期，居然还存在类似声音。）

上海1980s Valentina Romano

1982年12月上海全国人大代表团去陈云在上海的冬季寓所看望他时，他用黄克诚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经济〕就好比一只鸟，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对于那些想使经济更加开放、更快增长的人来说，陈云这种「鸟笼经济学」成了阻碍市场发展的过时思维的象征。陈云后来解释说，他所说的管制是指宏观调控；鸟笼可以是一国一省，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比一国还大。然而这种解释并没有终止对他的批评。尽管陈云的批评者有时会让人觉得他反对一切改革，但事实并非如此。

上海1980s Valentina Romano


上海 2014 Black Station

从1988年起，一直到1994年，邓都到上海过春节。一些中国政治的观察家们已经嗅出了其中的某种象征含义：在经济特区经过风风雨雨之后，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经验的小平，开始把目光聚焦到上海。

1988年，尽管上海甲肝肆虐，很多人不愿意到上海去，但邓执意从杭州到了上海，他有他的考虑。2月18日，邓出席了上海各界春节联欢晚会，与上海人民一起共庆传统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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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80s kattebelletje

我到这里来，既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实惠，也不能够来一个哗众取宠的许愿，说上海何时能够如何如何。我不能在这里说这个大话。因此我到这里来讲话，没有什么“资本”。但是，我带来了一颗心，一颗矢志振兴上海的赤诚之心。我到这里来是寻求同志们、同学们的理解，寻求你们的支持，呼吁你们同市委、市政府一起来共渡难关，为振兴上海而团结战斗。——朱镕基  1988年6月27日  在复旦大学的讲话

上海1988年11月11日 Guy Le Querrec

振兴上海，归根结底，士气要振奋起来，因为这是全体上海人民的事业。埋怨、品头论足能解决什么问题？振兴上海，这是符合上海人民根本利益的。上海具备振兴的一切条件，前途是非常好的。现在就怕人心不齐，上海人才很多，议论起来没有个完，把时机都丧失了。我到上海来工作，为什么要厉害一点呢？你不厉害一点，不决断，可以议论一年还做不了决议，把时机都失掉了。现在人家都在上去，广东、江苏、山东、辽宁，一个个往上挤，我们应该着急啊！应该看到上海在全国的地位正在下降，很多方面正在落后，我们要下决心振兴上海。——朱镕基  1988年6月27日  在复旦大学的讲话

上海1988年11月11日 Guy Le Querrec

你们是我们人民中间思想最活跃的一部分，你们担负着将来振兴上海的任务，你们中间的许多人可能在历史上要起很大的作用。——朱镕基  1988年6月27日  在复旦大学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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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87 virtualcities

1990 年1 月21 日至2 月13 日邓小平在上海度假期间，他已经在争取能使他压倒保守派经济政策的政治力量。他在上海与当地负责人讨论了开发浦东的大项目。他知道上海的负责人急于开发浦东，但这必须得到北京的许可。

上海1987 virtualcities

浦东是上海境内一片大约500 平方公里的区域，靠近地理位置优越的长江入海口。当时这个地区大体上仍是农村，易于进行开发，甚至早在上世纪初，孙中山就曾萌生出在浦东建一个大港口的念头。上海当地官员希望将它建成金融中心。尽管上海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制约，但是在长江三角洲一带，不但上海，而且邻近的江苏和浙江，工业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增长。

外滩1983 Hiroji Kubota


外滩2014-12-31

邓小平对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有着战略上的考虑。他知道，鉴于上海的巨大规模和人才储备，它的任何进步都将对全国的发展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不但能够惠及邻近的江浙两省，而且还有长江流域的数亿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