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岳维藩----迎泽大街在非议中上马建成（今日岳老诞辰）

湖蓝海

   当年的太原市长岳维藩，以清正得名，尤其是太原的城市建设。迎泽街的开拓建造，让太原人念念不忘。他这个人很有意思：国庆十周年大庆前，他做了一身灰色的毛哔叽制服，准备十月一日在主席台上穿，只是袖口的两个小扣钉的不合适，就亲自到当时太原市最大服装店“华泰后”去修整；他有一辆“伏尔加”牌的专用公车，但不是办公绝不乘坐。连他的老伴儿原市重工局局长都不许哪怕是“搭乘”，结果老伴儿冬天骑自行车上班把胳膊摔骨折了；有一次，秘书室一位姓刘的干部中午喝了两口酒，可他天生的不会喝酒，结果上了脸，下午冒着红脸去上班。当岳维藩进了秘书室，一见他的红脸，就死死盯着他的脸，一言不发，足足 看了有十分钟，然后进里间去了。闹得姓刘的无地自容，心都快跳出来了，从此，他到死都没再喝过酒；岳市长不苟言笑，也基本不批评人，他有他的办法，每次开市政府行政会议，他必定准时到会，不管人来齐与否，就开始讲话，会开完了，他让秘书宣布到会人的签到时间，宣布完，散会，从此，迟到的人下次再也不敢迟到了；岳市长对文化人挺重视，那时，书画家董寿平是市政协委员，他每年春节前都会派晋祠文管所的牛树檀到北京给董先生送300元的过年费

老仁

随便找张照片顶顶贴

湖蓝海

回复 63# 老仁


    老仁大哥这是胜利桥

老仁

回复 64# 湖蓝海 人老了，眼花了，不中永了 不过至少顶贴的精神还是可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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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建设，1954年落成的迎泽大桥是建国后太原市第一座雄伟壮观的跨汾河桥。该桥全长480米，宽15.4米，其中车行道12米，两侧人行道各1.5米，栏杆各0.2米。设计荷载为并列车四排10吨汽车或60吨履拖车。桥孔泄洪量为每秒2470米，全桥27孔，28个桥墩，结构为钢盘混凝土悬壁梁型。由于大桥以东的迎泽大街经过迎泽门（又名大南门），经征询专家意见，定名为“迎泽大桥”。桥梁建设期间。时任省政府主席裴丽生、省建设厅厅长李文杰，以及副市长岳维藩等同志经常亲临工地观场，出谋献策、进行具体指导。例如，将大桥栏杆顶端做成弧型，就是在岳副市长的提议下实施的。
   这也是建国初期中央对太原市市政建设的首次投资，也是当时全国新建的跨度最长的一级公路桥，堪称当时太原市市政建设工程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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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8月，五一广场按原来的计划要安装大柱型灯，这组灯是首都1959年搞十大建筑用了以后剩下的。当有关同志从北京买回来，正准备安装时，被当时华北局检查组的同志看到了，他们认为这是浪费，北京天安门、长安街用的灯，像太原这样的城市不能用。施工的同志只好停下来，逐级上报。岳市长得知这个情况后，反复向有关方面讲清楚，材料和金粉已经买好，有的已经刷好了，如不安装使用，堆放在仓库里同样是浪费。他还说，工作上有缺点或错误由他来承担，不要难为搞具体工作的同志。经过他耐心地做工作，检查组终于松了口。五一广场安装起十组柱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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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维藩，1914年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沟南村。1936年在太原成成中学求学期间，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被捕入狱。1937年经营救出狱，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岳维藩历任山西牺盟会县特派员、中心区秘书、县长、太岳行署处长、专署专员等职。1949年建国后，他曾担任过太原市市长、南京市市长、山西省副省长、太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1985年6月10日因病逝世于太原。在我与岳维藩工作过的老战友、老部下的交谈中，有人将岳维藩的一生概括为“高尚的人品和官品”。
　　
　　观念开放、超前创新
　　
　　岳维藩1952年调任太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工作），1955年1月任市长。他一上任，就一心想把太原市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城市。可什么是现代化？50年代初的人们，观念是模糊的。一些人以为现代化就是“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住着大高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况且，当时有关这方面的国外信息很少，岳维藩又没有出过国，没有亲眼看到别国现代化城市是个什么样子。可是，令人惊奇的是，那个时候岳维藩头脑中已经有了一个太原市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雏形，并形成了一个明晰的概念：城市建设应该以适合人类居住为目标。也就是说，城市应当既有发展经济的充足空间，又使人们居住起来舒适宜人。在这个观念指导下，1954年太原市第一期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产生了。

　　在岳维藩的思路中，太原市应该建设成布达佩斯那样的格局：多瑙河穿城而过，河的一边是布达，另一边是佩斯。这个城市相当美，被称为“多瑙河明珠”。现在太原市城市建设的整体格局基本上维持了他的这个思路：东西线以迎泽大街为中轴，南北以汾河为中心。整个城市的“骨架”就是1954年规划中形成的。这个规划是成功的，受到当时国务院的表扬。

　　60年过去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太原市第一期总体规划仍然是个先进的规划——在旧城的西城墙外修建一条新马路（现称新建路），路西集中搞民居建筑，路东建成绿化带和城西水系。城西水系指从城北将汾河水经黑龙潭（今龙潭公园）、饮马河和西海子引进市区内，汇至迎泽公园（市区中心），然后又将河水从迎泽公园引入汾河。整个水系形成一条既穿城而过又环城而行的自然水源的水系统。岳维藩常讲一句话，“规划就是法”。遗憾的是，这个规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了。“文革”中接管城市的负责人硬说搞成花园城市，是资产阶级的建筑思想，于是就在新建路东面盖了几幢楼房。这一盖就不可收拾了，一幢一幢的建筑物逐年多起来。结果，原规划的绿化带和城西水系被改变了。可惜、可叹啊！

　　1965年，岳维藩调离山西，至1979年，他第二次回到太原，任山西省副省长，兼太原市市长。他在第一期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又主持制定了太原市第二期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他带着工程师，坐面包车绕城区整整转了两天。所以第二期规划出来以后，有些项目到现在看来也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比如，把汾河建成一个市中心风景区，解决太原市的水源问题等等。工程师们后来回忆说，岳市长是一个看得远、有想法，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实干家。2000年，在获得联合国“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汾河公园落成剪彩仪式上，原省委书记李立功在讲话中说，这是老市长岳维藩同志给我们奠定的基础，作出的规划，我们应当感谢老市长。

     岳维藩曾经讲过：“城市建设上的错误是人类最难改正的错误之一。在城市规划上，要有五十年不落后，一百年不后悔的思想。”据岳维藩的秘书回忆，1983年6月，岳维藩在《城乡建设》上发表文章，对此讲得很深刻，很有见地。文中还针对城市建设中诸多问题，如城市的计划体制和投资体制方面的问题，明确指出为什么经常有“拉锁马路”？为什么投资和建设不同步？一个是实力问题，一个是观念问题。

　　岳维藩在任期间，太原市在诸多方面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当时市内开通电车的，除了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外，太原是中等城市中的第一家；宽银幕电影院，现在不稀罕，那时可是稀少的很；能容纳五千人的湖滨会堂，以花钱少、效率高而闻名；特别是路宽66米的迎泽大街的建设，更是引入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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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视文物、保护文化遗产
　　
　　每年大年初二、初三，岳维藩总要叫上几个懂行的人，到太原晋祠文庙、兰村窦大夫寺、双塔寺这样一些文物点去视察。现在晋祠博物馆的馆藏品，无论是字画还是瓷器古玩，大部分是岳维藩当市长期间购置的。按购买文物规定，晋祠文管所主任牛树檀要先向市文化局打报告，可他不这样做，常常是直接找岳维藩，说：“我要去北京，买东西。”岳维藩说：“可以。”许多珍贵的文物就是这样买回来的。当时，外出购买文物最多也就带十万元，那时候，花不多的钱能买到的珍品，比如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董寿平等名人的画，现在，这些作品都价值连城了。所以，每次开馆展览，牛树檀都会由衷地说：“这是老市长的功劳。”

　　岳维藩从南京（1965至1979年任南京市市长）一回到太原，就提出修复双塔的问题，并批了60万人民币作为维修费用。在80年代初期，60万可以盖两三幢职工宿舍楼。有人就告状，说太原市住房那么紧张，怎么能拿出60万元钱去弄双塔？对此，岳维藩耐心地解释：“双塔是太原的象征，又是明代的古物，如果现在不花钱去修补，一旦塌了，就无法挽回了。群众住房虽然紧张，但是作为整个太原市来说，就是增加三幢楼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告状的人不服气，一直告上去，直捅到国务院。国务院把信批到文管会，文管会的领导一看告状信，说“被告的这个人有远见”。这下大家都知道岳维藩这个做法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有过而是有功。岳维藩保护文物的事实还有很多：太原天龙山石窟、晋祠及晋祠难老泉、柳巷北口的唐槐等等，都是他一次次考察、布置周密措施保护下来的。除了这些实际保护行动，岳维藩还有个想法，在晋祠搞个东方艺术园。那个时候能有这种想法，应该说是很出格的。当时人们对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还很淡薄，可是如果那个时候不顶风保护下来、收藏起来，塌了、坏了，现在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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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才，用才，不诿过不争功
　　
　　岳维藩在任期间，每逢过年过节，都要把市人事局的负责同志找去，并专门拨一笔款项，让他带人去看望各局的工程技术人员，问寒问暖，对有困难的家庭，要送救济款。他对工程技术人员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对他们提出的各种合理化建议，亦给予充分支持，同时也对他们在工作上、技术上提出要求。岳维藩平日话不多，但与工程师们谈起来却是滔滔不绝。从上海请来的老工程师，经常和他在一起商量事情，虽然岳维藩不是专业人员，但是那些工程师在许多方面都很佩服他，敬重他。

　　岳维藩喜欢有才干的人，他识才、爱才、用才、惜才。在五六十年代，对解放时接管过来的旧职人员如何使用，岳维藩有他自己的见解和做法。岳维藩在充分了解这些人的情况之后，就把他们安排到适当的部门和岗位，发挥他们的专长。个别才学出众者，岳维藩敢把他安排在市长办公室，成为人民的“笔杆子”。

　　岳维藩对犯有错误的同志本着“一用二帮”的态度对待。50年代，一位局长因说了错话，被撤职分配到西山搞绿化。但岳维藩从不歧视他，每次到西山察看绿化工作总要去看看他。他很感激岳维藩，把工作搞得很好。他负责的绿化地段是西山绿化质量最好的地段之一。还有一位搞政法的领导同志，因为收了别人一双布鞋被开除党藉，一直分配不了工作。岳维藩说，这个人虽然有错误，但还是有能力的，回市政府办公厅搞调查研究工作吧。这个同志说：“我就是这么个错误，开除了党籍，没有人要我，是岳市长把我收下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华北局召开工作会议，在那次会上，太原市委有位身居高位的人，借《傅山画册》事件向省委发难（傅山先生乃明末清初太原人，著名学者、思想家、名医、书画家）。此时，岳维藩已调任南京市长，他对山西找他调查的人讲：“此事上边没有责任，下边也没有责任，如果错了，完全由我负责。”

　　1967年夏天，太原的造反派把岳维藩从南京“押解”回来进行批斗。当时有一种叫“拼刺刀”的批斗形式，就是企图从他的口中得到一些“炮弹”，用以整市里各部、委、局、办的“走资派”。结果是，凡属工作上的问题，岳维藩全部都承揽下来。他说：“没有他们的事。我是市长，他们是局长；我是市长，他们是工程师，这些方案都是我批准的。同志们有意见，给我提吧，该检讨的我检讨。”在场的各部门负责人如释重负。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岳维藩由南京调回太原，一次与人聊天时，有人又提起这件事，他说：“造反派提出的那些问题，放在部门负责人身上，就像西瓜，放在我头上，就像芝麻。我把它揽起来，就可以减轻大家的一些负担。”

　　“文化大革命”以后，岳维藩二次回到太原，正是拨乱反正时期，百废待兴。他一项一项地去抓，特别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成效显著。《中国青年报》某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赞扬他六十多岁的人，又是术后病躯（“文革”中做过胃癌切除手术），依然勤奋工作，结果，被他压下来不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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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群众，与民相融
　　
　　一个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的青年同志，分配到太原市城建局工作。1954年修建和平北路由他承担图纸设计。岳维藩对他设计的图纸提了两点意见：第一，为了使路东宿舍区的居民减轻受马路躁音的干扰，将车行道中线向西移一米，东侧人行道增宽一米；第二，路西是规划中的工厂厂区，民居建筑少，故应将西侧人行道减窄一米，道路总宽度不变。这一增一减，使这个技术员很惊讶，当时他学的教科书上都没有防止道路噪音的内容。这引起了他的思索：“为何连世界上汽车运输最发达的美国，在道路设计规范中都未提及的噪声问题，却被一位不专门研究它的市长，在每千人仅有一辆汽车的太原城里提出来了？”答案很简单，在城市建设的总体设计和规划中，岳维藩时刻考虑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落实政策那段时间，上访的人特别多，有些干部就怕上访，躲着上访群众。岳维藩看到这个情况，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接待室。不管谁来告状，也不管状告何事，都有专人负责接待。需要领导出面解决，直接找领导解决；不需要直接解决的，接待室就负责和下面联系解决。这一下，两大院（市委和市政府）都安定下来，工作秩序也好了。一个接待室就解决了让许多人头疼的上访老大难问题。也有的群众不去办公室找，而是直接找到市委宿舍岳维藩的家里。岳维藩对秘书说：“你叫他进来说嘛，他说的事我能办就给他解决，我不能办就给他说明为什么不能办，我解决不了，他还一直找我干啥？有些人就是想说说，不是来闹事的，就是想把信给到你手里，看能不能解决，他就心安了。”60年代初，按规定，市委、市政府大院门口有武装人员站岗，岳维藩决定撤走市政府门口的岗哨。他认为，有些事情你看着是小事，但对老百姓就是大事。老百姓有一分奈何，他是不会找你的。

  　“文革”结束后，岳维藩二次返回太原，无论谁去看他，也无论来人资格多老，职位多高，只要是私人交往，他从来都是在家里设家宴款待。一位老同志说：“我参加过多次，我可以断言，没有在并州饭店（太原市政府的接待宾馆）请过一次客。”

　　岳维藩个人生活极简朴。但是，同志们有了困难，他从来不吝啬。1982年，南京市政府组织代表团来太原洽谈业务。临行时，太原市的洽谈方——市经委同志出于礼貌，想请对方吃顿饭，但中央有规定，不得拿公款请客，经委同志不敢动用公款。后来，他们想把机关订的旧报纸卖了，拿这个钱来表示一下。岳维藩知道了，说：“不要，不要，还卖报纸呢，我请客，你们坐陪不就行了嘛。”事后，岳维藩让司机拿了70块钱，交给并州饭店。同志们十分感慨：“拿个人的钱请公家的客人，这是周恩来作风！”

　　1985年，岳维藩去北京友谊医院治病，他严格执行规定，不带车、不许探视。因为病情恶化，医院决定让他返回太原。走的时候，科室里的医生、护士都出来送行，一直送到医院门外，有的趴在救护车上掉泪：“我们大小干部都见过，没有见过这样的干部，特别认真，一点特殊化都没有。”本来，北京的大夫把岳维藩护送回太原就完成任务了，但他们没想到岳市长在太原市人民心中威望这样高。他们受了感动，一直陪到岳维藩追悼会结束才回去。

   作为一市之长，岳维藩把他的全部心血和热情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太原市城建局总工程师顾豪说：“市长的职责就是抓城市建设，抓城市管理。有这个思想，有这个能力就是好市长。岳市长我投票！”岳维藩去世后，原定的遗体告别只有他的亲朋好友和省、市党政机关、各局委的自愿参加者。令组织者没有想到、也未做安排的是，遗体告别大厅外不知何时，在无人通知的情况下，已经有不少市民在厅外自动排好队伍，静静地等着“公家人”告别完之后，好与他们心中敬重的老市长告别。这个意外让负责治丧事务的人既感动又紧张——因为没有先例可依。他们一边与群众代表磋商，一边向上级领导请示，就在等待的时间，厅外的老百姓已经人传人、人告人，越集越多，队伍越排越长，马路上开始出现拥堵。请示结果，上级同意老百姓派代表进入大厅向老市长告别。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以后，街道两旁仍挤满了男女老幼，哭声一片。岳维藩去世以后，刘舒侠给李琦（曾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任太原市委书记，后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去了封信，信里介绍了遗体告别会上，群众自发送老市长的场面。李琦看了很感动，他拿着刘舒侠的信，让北京的朋友们看，有的认识岳维藩，有的不认识，但是，李琦认为有必要让他们看一看，说：“咱们党的官员，像这种情况有多少啊？他死了以后，在老百姓、普通市民中引起的震动有多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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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6月10日，岳维藩同志在太原逝世，，后安葬在太原天龙山仙居园内。上海在外滩树立了建国后第一任市长陈毅的塑像，太原确实应该为为太原的现代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市长立像纪念

mefly

当年的岳市长高瞻远瞩，今天的耿市长远瞩高瞻。杰出领导的才华不是那些阻挡太原发展小人的肚量能够消化的。感谢岳市长，感谢耿市长！！

滨东一号

愿太原的城建"岳"来越"耿"!

龙城后生

还好有耿大接班

hyw483

原来我们太原还曾有过这么远见卓识的市长